鄧寶珊(1894—1968)，原名鄧瑜，甘肅天水人。辛亥革命時，參加新疆伊犁起義。1917年后，在陜西任靖國軍第四路營長、團長、副總司令。1924年參加馮玉祥領導的國民軍，任第二軍旅長、師長。1926年后，任國民聯(lián)軍援陜前敵副總指揮、國民聯(lián)軍駐陜副總司令、國民黨陜西綏靖公署駐甘肅行署主任、代理甘肅省主席、楊虎城部新編第一軍軍長等職。

1935年中國共產黨發(fā)表《八一宣言》后，鄧寶珊積極擁護中國共產黨“團結一致，共同抗日”的正確主張，在晉、冀、魯奔走呼吁各方團結抗日。1936年“西安事變”發(fā)生，鄧寶珊積極支持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提出的八項主張，有力配合了事變的和平解決。張學良將軍被扣南京后，蔣介石派三路大軍準備進占西安，楊虎城將軍處境困難，電邀鄧寶珊赴西安協(xié)助處理。他到西安后，努力協(xié)調各派之間的工作，對避免內戰(zhàn)、穩(wěn)定局勢，貫徹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起到積極的作用。國共合作抗戰(zhàn)以后，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八路軍在蘭州設立了辦事處，此時鄧寶珊尚在蘭州，他與中國共產黨駐甘代表謝覺哉等同志來往甚密，支持辦事處的工作。后鄧寶珊被國民黨政府任命為第二十一軍團軍團長，赴榆林就任。鄧寶珊不辭艱險，恪盡了愛國將領的天職。當時榆林的軍隊來自各個方面，各種勢力錯綜復雜、勾心斗角。但他十分注意團結各方面的軍事、政治力量，把他們集聚在抗日旗幟之下，為保衛(wèi)北線積極出力。鄧寶珊對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居心和行為深為不滿，衷心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與陜甘寧邊區(qū)友好相處，協(xié)力抗日。他指示所屬部隊必須“維護邊區(qū)到榆林的交通安全，保護往來人員和物資的順利出入”。毛澤東同志曾致信鄧寶珊：“八年抗戰(zhàn)，先生支撐北線，保護邊區(qū)，為德之大，更不敢忘。”對鄧將軍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1949年鄧寶珊率部起義。新中國成立后，歷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甘肅省人民政府主席，甘肅省省長;全國政協(xié)第一屆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三、四屆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全國政協(xié)常委。

　　鄧寶珊出生于甘肅天水平民之家，幼年喪父，因家境貧寒只讀了幾天私塾就失學了。15歲當兵至新疆伊犁后，十分思念家中老母，可是他識字太少，連一封報平安的家信也不會寫。他打聽到駐地附近有一位能斷文識字的老先生，就去投師求教。到了老先生家，鄧寶珊恭恭敬敬地說明來意，但這位老先生哼哼嘰嘰了老半天，態(tài)度曖昧，始終沒說一個“行”字。老先生家里，除了他的老伴外，別無他人。鄧寶珊見先生家水缸已空，二話沒說，抓起扁擔，就去挑水，水缸擔滿了，便悄聲離去。從這天起，鄧寶珊天天來挑水，卻不提投拜師的事。這樣一連挑了十幾天水，老先生被感動了，找出一本《秋水軒尺牘》，說：“來吧，就學這個，認會一篇背一篇!”過了半個多月，在老先生的指點下，鄧寶珊熟識和背會了書中15篇文章后，就自己動手給家里寫出了第一封信。

從此之后，鄧寶珊走上了自學文化知識的道路，最終成了聞名全國的一代儒將。

鄧寶珊，西北軍中的一塊吸鐵石、和事佬，最善于在雙方劍拔弩張的時候玩轅門射戟的把戲，五原誓師后，西北軍勢力在甘肅急劇膨脹，和當地力量發(fā)生激烈沖突，猛將吉鴻昌和馬仲英拼大刀片，打的兩敗俱傷，總算趕走了這個娃娃司令(筆者按：此即第三次河湟事變，當時回漢仇殺，慘不忍睹。造成這一事件的根本原因是馮將大戰(zhàn)，而鄧寶珊對此也有一定責任)。但地方上對西北軍也是顧慮重重。馮玉祥(筆者按：其實是蔣介石)就派出鄧寶珊，輕袍緩帶，恩威并施，很快穩(wěn)定了后方的局面。

提起新一軍來大家都想到孫立人的“天下第一軍”，可這個番號最初是屬于鄧寶珊的，他當了軍長，看到當地百姓窮苦，不愿擴充實力，一個軍只設兩個旅，被人笑話為“新半軍”，體諒民情，一至于此。但是鄧并非不能打仗，1946年榆林城下死守大戰(zhàn)，整整一個彭德懷第一野戰(zhàn)軍徒呼奈何，令胡宗南嫡系的鐘松之流難望其項背。

鄧寶珊曾參與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并促成了楊虎城的出國考察。

當中國內戰(zhàn)的危險迫在眉睫時，鄧寶珊向蔣介石進言：“我愿把領袖擁護成華盛頓，不愿把領袖擁護成拿破侖。”出門后于右任埋怨他：“你不要沙(陜西方言人頭的意思)了!”

當內戰(zhàn)不可避免地打起來后，他又在解放軍和北平傅作義之間來往斡旋，最后以傅作義全權代表的身份，同解放軍達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協(xié)議，為保衛(wèi)北京這—歷史文化都城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被《北平晚報》譽為“北平和平解放的一把鑰匙”。

解放后，鄧寶珊成為新中國建立后第一任甘肅省主席，當時號稱“南程(即程潛，他是湖南省主席)北鄧”。

解放前，美國副總統(tǒng)華萊士訪問蘭州時，曾給蘭州贈送了一些甜瓜種子，蘭州人試種后效果極好，便把這種甜瓜叫“華萊士”，解放后被鄧寶珊改名叫“白蘭瓜”至今。

鄧寶珊作客中南海時，曾問毛澤東為什么突然對榆林發(fā)動襲擊，毛澤東無言以對，只好顧左右而言他。

1960年，毛主席在北京收到了鄧寶珊(時任甘肅省長)呈送的—樣特殊物品：一種用油渣和榆樹皮粉摻合而成的食物，這種食物是當時甘肅人賴以生存的東西。他的這一舉動，受到了當時省委領導人的埋怨、擔憂和攻擊，而他卻處之泰然，他說：“我個人的進退榮辱并不是什么大事，群眾的吃飯問題要緊。”

　鄧寶珊·成才苦心識字成儒將

鄧寶珊出生在平民家庭，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家境因此敗落，他只讀了幾天私塾就失學了。

15歲的時候，鄧寶珊當兵去了新疆伊犁，那里人煙稀少，十分荒涼，生活很艱苦。鄧寶珊特別想媽媽，想寫信卻識字太少，連一封簡單的報平安的家信也不會寫。

鄧寶珊想要讀書識字的愿望再一次被激發(fā)了。他打聽到駐地附近有一位能斷文識字的老先生，就去求教。

到了老先生家，鄧寶珊恭恭敬敬地說明來意，但這位老先生哼哼唧唧了老半天，就是沒說一個“行”字。老先生沒有兒女，鄧寶珊見先生家水缸是空的，二話沒說抓起扁擔就去挑水，水缸擔滿了，他就悄聲離去。從那天起，鄧寶珊天天給老先生挑水，卻不提拜師的事。

這樣一連挑了十幾天，老先生被感動了，找出一本《秋水軒尺牘》說：“來吧，就學這個，認會一篇背一篇!”過了半個多月，在老先生的指點下，鄧寶珊給家里寫了第一封信。從此之后，鄧寶珊走上了自學文化知識的道路，最終還成了聞名全國的一代儒將。

從鄧將軍的墨寶中可以看出鄧寶珊“儒將”之稱不虛。鄧將軍有幾幅作品，上面書寫的是毛澤東的《七律·長征》、《清平樂·六盤山》、《清平樂·會昌》三首詞(注：會昌一詞不全)，落款為“寒松”，欽“鄧寶珊印”名章。通觀這些作品，足見鄧寶珊的功力深厚、行筆流暢、沉穩(wěn)而大氣。

鄧家花園在蘭州市城關區(qū)廣武門后街4號，占地27畝。

1922年，甘肅督軍張廣建的副官韓仰魯購置清代先農壇，建仰園，當時俗稱韓副官花園。園內有假山、池塘，花木繁茂，所植牡丹、芍藥多為珍品，依靠水車引黃河水灌溉。

1933年，西安綏靖公署駐甘肅行署主任鄧寶珊先生購置了仰園。1941年，鄧夫人崔錦琴及子女在日軍飛機的轟炸中罹難，葬于園內，于右任將它改題為“慈愛園”。

新中國成立后，該園成為甘肅省省長鄧寶珊辦公兼居住的地方。

20世紀60年代初，鄧寶珊表示要將花園獻給國家，但有關方面婉勸他繼續(xù)住在這里。

1982年，鄧寶珊先生的子女又將慈愛園捐獻給國家。1985年由甘肅省人民政府投資修繕后，改為鄧家花園，簡稱鄧園。

鄧家花園南部為仿古建筑群，園中部假山重疊，疊石累累。池里荷葉間噴泉瀉珠，游魚戲水。東南曲折回廊通向—座小院，小院東南側有一排出檐木結構平房，木雕的窗欞使平房顯得清秀古雅，房內置茶幾、沙發(fā)，墻上掛著名人字畫。西部一排平房現(xiàn)辟為游藝室、畫室。向北一堵漏窗短墻中間開著一道月亮門，題額“鄧園”。院西南一隅為鄧家子女住的地方，中間是鄧寶珊先生辦公和住宿的地方，現(xiàn)在全院辟為鄧寶珊先生紀念館，館內陳列著鄧寶珊用過的實物。東部為花園，花木繁茂。園北部為鄧夫人崔錦琴墓，碑正面是于右任書“鄧夫人崔錦琴之墓”。鄧園的整個布局采用“園中園”的風格，大園套小園，庭院帶花園，層次豐富，富于變化。

鄧寶珊在園內接待過賀龍、陳毅、梅蘭芳、葉圣陶等各界人士。

甘泉寺位于天水市麥積區(qū)南約十五公里的甘泉鎮(zhèn)。今天，條石砌筑的八角形甘泉仍保存完好，泉水清澈。泉前，古柏兩棵，蒼勁挺拔，其中一柏又寄生一棵槐樹，槐樹中又寄生一棵椿樹。鄧寶珊先生生前稱贊三棵套生樹為：“柏槐孕椿”。

甘泉寺內有兩株玉蘭樹，高約二十五米，圍約二米，這兩株高大的玉蘭樹每年春天蓓蕾綻放，花開滿枝，遠近游人紛紛而至，飽覽蘭花瓊枝，流連忘返。1954年，鄧寶珊先生為此寫下了“萬丈光芒傳老杜，雙柯磊落得芳蘭”的詩句，后來又請國畫大師九十五歲的齊白石老人書寫“雙玉蘭堂”四字。

1959年國慶節(jié)，鄧寶珊和吳鴻賓同志托麥積山文物保管所將齊白石所書做成白底藍字的匾額懸于寺內殿宇門上面，“雙玉蘭堂”由此得名。

鄧寶珊是老同盟會員，曾參與了伊犁起義、護國戰(zhàn)爭、護法斗爭、北京事變、國民軍東征、西安事變、北京和平解放等一系列重大的事件。